常委会通常也会在年度监督计划中将相关的检查重点予以公布。
比如长沙县开放型政府建设的综合治理改革、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等等。在参与理论中，政治不仅仅限制于通常所指的全国性政府或地方政府，‘参与指在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参加，‘政治平等指在决定决策结果方面的权力平等，对民主体系的辩护，主要在于，从参与过程中积聚的人性的结果。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3]这种稳定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体制结构的变革，将新产生的社会需求以及试图实现需求的行动吸收到体制框架之中，从而获得一种变革与稳定的平衡。[13]［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多元指包括参与民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在内的多种民主形式，解决的是具体权力行使的妥当性问题，具有功能性特征。通过多元做实一体，以多元之治效，补一体之治道。
正如前文所及，这一制度格局在宪法层面已有规定，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实践层面也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发展。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再次，通过宪法解释确保宪法实施。
一般法律是可以解释内容的，但此种解释本身就成为法律。主要理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预设场景，以议案的提出、审议和表决为内容的程序性法律，根据权威解释，宪法解释案也应是该法所指议案中的一种。其三，请求提出的方式。委员长会议经讨论认为需要解释宪法的，即应决定启动宪法解释程序。
宪法解释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是防止宪法解释权恣意的一种方式。注释 [1] 秦前红、凃四益：《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
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实际上只规定了宪法解释的主体，而对于宪法解释的原则、程序和效力等问题并未作具体规定，这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缺乏可操作性。作为国家最高法和根本法，宪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通常仅仅是通过总体的原则而非具体可操作的规则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宪法需要以最宏观的视野，对诸如国家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机关组成与职权等国家根本性的问题予以确定，不可能也无法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有细枝末节的问题。那么，倘若全国人大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不适当，当然可以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撤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按照全国人大的决定，遵循法定程序重新作出解释。其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可能与宪法相抵触，需要解释宪法的。
[22]结合我国宪法解释主体的地位和法律体系的构成等因素考量，我们认为，我国宪法解释的效力宜采第三种观点，即宪法解释效力低于宪法但高于普通法律，主要理由在于：其一，宪法解释仅是解释宪法而非修改宪法，若其效力与宪法典相同，就难免会引发以释宪之名行修宪之实的担忧，加之宪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非全国人大，这种担忧便更为突出。《宪法解释程序法》与宪法高度关联，指向宪法的实施，且是规控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解释宪法活动的法律，属于宪法类基本法律。同时，基于现实考虑，在宪法中直接规定宪法解释的具体程序并不适宜，而由法律位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宪法解释活动的程序规则，如前所述，既不能支撑宪法解释活动高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符合宪理法理，因此应当制定法律。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提出的请求则为建议性质，经研究认为确有必要解释宪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予受理。
其二，宪法解释活动的程序规则涉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具体运作，应当制定法律。在此背景下，结合我国宪法实施的实际，应当尽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
若认为没有必要解释宪法的，应当作出驳回宪法解释请求的决定，书面告知请求人并说明理由。其三，宪法解释活动的程序规则涉及宪法实施，应当特别立法。
宪法解释的主体也就是行使宪法解释权的机关。至于宪法解释咨询委员会的组成、任免和职责等问题，可经详细论证后另作规定。其次，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规定。公民（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同宪法相抵触，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的，人民法院也认为确实存在抵触的，人民法院应当循前述程序，裁定中止诉讼程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要求。1954年宪法颁行不久便被束之高阁，1975年宪法是在国家民主法制遭到严重践踏，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制定颁行的，在其对全国人大职权的规定中，连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的条款都已消失，更遑论明确宪法解释权了。常委会应当对宪法解释案以会议的形式进行审议，包括全体会议、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等。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等35名代表以该建议稿为基础，在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的议案》（第181号）。（5）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兼具宪法解释权和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当宪法解释程序启动的事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可能与宪法相抵触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便存在做自己的法官的角色尴尬，存在权力滥用和恣意的可能。同时，宪法解释是一项专业性要求极强的工作，需要深度掌握宪法原意，忠于宪法根本精神、基本原则和规则，按照一定的规则，严谨地运用法律思维作出，要求大多数全国人大代表具备这样的专业能力也是不现实的。
[10] 参见杜青林：《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1日。中国语境下的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的至上性和根本性体现于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其为根本活动准则，普通法律的制定皆以其为依据。
比如，可以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同宪法相抵触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程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要求。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解释 。其二，请求提出的条件。宪法解释程序规则应特别立法，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宪法解释权是特殊而重要的国家权力，为保证整个行权过程严肃权威和可控，单独制定一部规程严谨连贯，与宪制框架和法律体系相协调的法律是适当的
进入专题： 行政审批 资源配置 市场进入类审批 危害控制类审批 。(3)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
确定主体资格登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放松登记条件，降低进入门槛，促进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发展。[4] (一)资源配置类行政审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全部由国家垄断，并由政府审批配置。
合同履行中，2006年7月以后，江西省持续高温干旱天气，鄱阳湖水位过低造成运砂船只难以进入采区，鹏伟公司被迫停止采砂。[5]参见陈端洪:《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参见许缘:《日本怎样炼成食品安全神话》，载《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6月27日。在竞争失败的情形下资源行政部门如何选择新的出让方式特别是可否以审批替代竞争出让呢?对此，我国现行立法上大多未作明确规定，只有《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对矿业权竞争出让失败的处理作了规定。以自然资源为例，我国的自然资源分属国家与集体所有，但以国家所有为主，集体所有为辅，完全排除了私人所有。[18]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矛盾与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国有资源出让中审批方式与竞争方式的混用。
加上资源所有人(国家)、资源出让人(政府)和资源使用人(国有企业)都是一家人，吃的都是一个锅里的饭(国有资源)，没有必要去计算资源的经济价值，也不可能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行政审批事项涉及五千余部法律法规，但目前清理法律法规的速度太慢，不适应改革要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依法行政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4.行政指导的适度使用 行政指导，因其所具有的非强制性、温和性等特征而成为现代行政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与传统规制总包含着诉诸刑事惩罚或以刑事惩罚相威胁不同，它依赖于特许合同的终结或者不可延续作为对企业违约行为的惩罚。
"[59](3)产品(服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基本手段就是审批，包括作为商品住房限购措施的购房资格审查制度，[41]作为限贷措施的借款人资格审查制度等。